核心提示：

　　在落榜生里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，除了李白、杜甫、李贺之外，像贾岛（屡举进士不第）、柳永，写小说的冯梦龙、蒲松龄、吴敬梓等等，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。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科举考试自隋朝始至清朝终，这个古代的“高考”更是令人纠结，多有失意者。

　　广州农讲所举办的“中国科举文化展”中陈设的古代科举考试“号房”，两位考生的蜡像栩栩如生。

　　李白杜甫都不是科举得意者

　　这些失意者大致分两类，禁考和落榜。禁考即被剥夺了考试资格，任你天下第一，朝廷不带你玩，“起跑线”上没你的位置，奈何？大诗人李白，就是禁考的受害者。据说，被禁考的李白，出身颇有些不清楚，其先祖乃流放西域的罪犯；再者，李白的父亲是商人，且涉嫌不法。按唐朝律令，罪犯和商人的后代，绝对不能参加“高考”，李白也不能幸免。这种禁考令将很多人才拒之门外，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李贺，因其父名晋肃，“晋”与“进”同音，于是李贺为避父名讳不举进士，即不能参加“高考”。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年轻的李贺由此郁郁寡欢，26岁就故去了。
　　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杜甫，“高考”的命运则与二李不同，二李是不许考，杜甫是没考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杜没有才学，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虽说也有不少文学家出自科举考场，但那毕竟是为朝廷培养官员的地方。

　　落榜生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

　　也有一次考不上继续N 次参考的落榜生。唐诗人张继便是如此，那首流传千古的《枫桥夜泊》，就是在落榜之后写成。这似乎是一种反作用力，后来张继终于考上进士，算是范进中举的一个“正能量”版本。
　　在落榜生里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，除了李白、杜甫、李贺之外，像贾岛（屡举进士不第）、柳永，写小说的冯梦龙、蒲松龄、吴敬梓等等，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。著名中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是落榜生，他曾三次赴考，均失意而归，于是他放弃科举做官之念，笃志学医，完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药物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还有些落榜生，别看考试成绩不佳，却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甚至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。比如黄巢，屡次失意于考场，那首《不第后赋菊》就是在落榜后写的。同是落榜，张继选择了复考，黄巢却没有那么好脾气，索性揭竿而起，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曾经考上进士的优秀生皮日休，居然成为落榜生黄巢手下的幕僚。不知这两位前考生，在演变为新的上下级关系后，有无关于名落孙山或金榜题名的对话，那一定很有趣。
　　清朝是科举制度依存的最后一个朝代，在这个末世，出了一位比黄巢还有影响的落榜生。倘若考场过关，此人可能会当个小官，按部就班地混日子，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。遗憾的是，历史没有可能，这位考生屡试科举不中，便如他的前辈黄巢一样，聚众造反了。他便是洪秀全。倘若以科举来划线，太平天国骨干洪秀全、冯云山、洪仁玕都是落榜生；而他们的对手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鸿章诸人，皆进士出身。这个阵容分明的现象值得关注。从某种意义说，太平天国的创建，与这些落榜生的经历不无关系，至少也是一种蝴蝶效应。

　　众生相>>>
　　■中国古代年龄最大考生

　　明末人谈迁在《枣林杂俎·圣集·科牍》中，记述了不少明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。其中提到的刘珠、董又莘两位进士，均为高龄考生。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，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“湖北老乡”，关系很好。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，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，考中进士。
　　与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莘相比，刘珠又不算大了，董又莘到70岁“古稀之年”才考中进士，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。好在董又莘长寿，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，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。
　　古代对考生年龄并无限制，所以“父子同场”的现象很常见。清代史学家王西庄（王鸣盛）当年就曾与秀才老爸一起赶考。但王西庄32岁时，以“一甲第二人”（榜眼）考中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做了大官。而王西庄的父亲还是没能通过乡试，后来到拄拐棍时仍参加考试。据《清稗类钞·考试类》“王西庄随父应岁科考”条所述，当时有一与王西庄同年入仕的督学官员劝王父，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参加考试？老秀才严肃地说：“大丈夫奋志科名。”
　　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“考生”年龄最高纪录的，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。据清代陈康祺在《郎潜纪闻二笔》　中记载，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（公元1699年）乡试时已102岁，已有重孙子了。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“百岁观场”四个大字，由曾孙为之引导入场，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，105岁时也考不中，到108岁时才有好运。令人感慨的是，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。乾隆六十年（公元1795年）会试中，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，其中80岁、90岁以上，并考完了三场的考生有92人。
　　乾隆皇帝为这些老年考生而感动，“俱加赏赐”。在乾隆当皇帝期间，曾多次赐予老年考生功名，如乾隆三十五年（公元1770年）江西乡试中，兴安县99岁考生李炜，三场坚持考完仍未考中，乾隆听说后特“赏给举人”。

　　■唐代“考生”借静坊庙院补“夏课”

　　现在高考考点很多，可以就近参加考试，在古代，科举的第一轮考试“乡试”，一个省或大片地区只有一个考场，是全省统一考试。至于后面更高级别的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，考场设在京城，考生要跋山涉水“进京赶考”。所以，好多考生（举子）在京城考完试后，“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”，闭门苦读，投入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。这种现象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尤其明显。
　　在唐代，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，又称“过夏”，因为要在京城过夏天了，就在考地复习。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习，又称“夏课”。用唐人李肇《唐国史补》的说法是，“退而肄业，谓之过夏；执业以出，谓之夏课。”
　　在唐代，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风特别盛行。夏课主要的作业是“写作文”，进行诗文的创作。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，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。古代交通不便，家庭条件好的考生有舟车乘坐，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，路途少的耗时月余，多者数月甚至半年。不少考生甚至是在地方政府或是当地富人资助下才得以成行，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，呆在京城，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，又有复习时间。

　　■唐代诗人白居易因“行卷”考中进士

　　在唐代，考生考完不离京，除了“夏课”复习的需要外，与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，这就是“行卷”。
　　所谓“行卷”就是考生拉关系，走后门。具体是这样操作的：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，送给官场权贵和学界名流，以求得这些“贵人”、“名人”的赏识，向主考官推荐自己。“行卷”往往能增加考官对考生的“印象分”，直接提高考中率。
　　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（公元800年）考中进士，就得益于“行卷”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，没一点名气，他便带着自己的诗作，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、诗人顾况。顾况听罢笑称，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，想居住下来可不容易，即所谓“长安百物贵，居大不易”一说。当读到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中的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一句时，顾况当即改口：“有句如此，居天下有甚难！”白居易因顾况的美言而受到青睐。“行卷”其实是一种作弊行为，乃科举腐败，但在唐朝很流行，一些考得不好或怀才不遇的学子，只要有可能都会找门路“行卷”。

　　■宋太祖赵匡胤设“特奏名”　15次考进士未中“赐本科出身”

　　当然，古代考生在考完试后，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，是等待放榜时间的到来，相当于现代的等待录取分数线公布。
　　古代科举考试也有特殊录取、破格录取的机制，存在“加分”、“特招”这类现象。以宋朝为例，考中者中便有“正奏名”、“特奏名”的区别，有点儿类似于现代高考中的“正取生”与“特招生”。
　　所谓“特奏名”，是宋代特殊的进士录取机制，即解试中榜而进士屡考不中的考生，在参加若干轮的考试，且到一定年龄后，由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礼部特别登记造册，上报朝廷，直接参加最后一轮考试，评出等第，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。
　　在宋代，科举考试分为解试、省试、殿试（皇帝主持）三级。所谓“解试”，即唐代的州试，明清时的乡试，为古代科举考试环节中的第一级考试。唐宋时期通过解试的考生称“贡士”，明清叫“举人”；通过最后一次殿试的考生称作“进士”，进士第一名即大家所说的“状元”。
　　能通过乡试成为贡士、举人，也是很难的。当年，陈独秀就没通过乡试。陈独秀首次参加当地官府组织的“童子试”，虽然顺利地考取到了“秀才”，但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时却名落孙山。
　　因为乡试很难考过，所以各个朝代或多或少对这部分参考决心很大、“屡考屡不中”的考生有所照顾。其中，宋代的照顾办法“特奏名”最受考生拥护。
　　据《宋史·选举志一》记载，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（太祖）于开宝三年（公元970年），“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，得一百六人，赐本科出身”。也就是说，连续参加15次进士考试，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“特奏名”的机会。实际上考生要等到这种照顾，并不容易。15次考试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，到获得特赐进士时，少说也到了当爷爷的花甲之年，因此时人称这种“特奏名”为“老榜”。
　　除了“特奏名”这种特殊照顾的情况，在古代科举考试当然不会少了花钱“买分数”、“买录取通知书”等腐败现象。如在明代，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“例监”，便是花钱搞到入学指标的学生。
　　摘自　《今晚报》《北京晚报》等

　　核心提示：

　　在落榜生里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，除了李白、杜甫、李贺之外，像贾岛（屡举进士不第）、柳永，写小说的冯梦龙、蒲松龄、吴敬梓等等，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。
　　在中国历史上，科举考试自隋朝始至清朝终，这个古代的“高考”更是令人纠结，多有失意者。

　　广州农讲所举办的“中国科举文化展”中陈设的古代科举考试“号房”，两位考生的蜡像栩栩如生。

　　李白杜甫都不是科举得意者

　　这些失意者大致分两类，禁考和落榜。禁考即被剥夺了考试资格，任你天下第一，朝廷不带你玩，“起跑线”上没你的位置，奈何？大诗人李白，就是禁考的受害者。据说，被禁考的李白，出身颇有些不清楚，其先祖乃流放西域的罪犯；再者，李白的父亲是商人，且涉嫌不法。按唐朝律令，罪犯和商人的后代，绝对不能参加“高考”，李白也不能幸免。这种禁考令将很多人才拒之门外，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李贺，因其父名晋肃，“晋”与“进”同音，于是李贺为避父名讳不举进士，即不能参加“高考”。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年轻的李贺由此郁郁寡欢，26岁就故去了。
　　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杜甫，“高考”的命运则与二李不同，二李是不许考，杜甫是没考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杜没有才学，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虽说也有不少文学家出自科举考场，但那毕竟是为朝廷培养官员的地方。

　　落榜生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

　　也有一次考不上继续N 次参考的落榜生。唐诗人张继便是如此，那首流传千古的《枫桥夜泊》，就是在落榜之后写成。这似乎是一种反作用力，后来张继终于考上进士，算是范进中举的一个“正能量”版本。
　　在落榜生里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，除了李白、杜甫、李贺之外，像贾岛（屡举进士不第）、柳永，写小说的冯梦龙、蒲松龄、吴敬梓等等，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。著名中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是落榜生，他曾三次赴考，均失意而归，于是他放弃科举做官之念，笃志学医，完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药物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还有些落榜生，别看考试成绩不佳，却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甚至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。比如黄巢，屡次失意于考场，那首《不第后赋菊》就是在落榜后写的。同是落榜，张继选择了复考，黄巢却没有那么好脾气，索性揭竿而起，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曾经考上进士的优秀生皮日休，居然成为落榜生黄巢手下的幕僚。不知这两位前考生，在演变为新的上下级关系后，有无关于名落孙山或金榜题名的对话，那一定很有趣。
　　清朝是科举制度依存的最后一个朝代，在这个末世，出了一位比黄巢还有影响的落榜生。倘若考场过关，此人可能会当个小官，按部就班地混日子，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。遗憾的是，历史没有可能，这位考生屡试科举不中，便如他的前辈黄巢一样，聚众造反了。他便是洪秀全。倘若以科举来划线，太平天国骨干洪秀全、冯云山、洪仁玕都是落榜生；而他们的对手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鸿章诸人，皆进士出身。这个阵容分明的现象值得关注。从某种意义说，太平天国的创建，与这些落榜生的经历不无关系，至少也是一种蝴蝶效应。

　　众生相>>>
　　■中国古代年龄最大考生

　　明末人谈迁在《枣林杂俎·圣集·科牍》中，记述了不少明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。其中提到的刘珠、董又莘两位进士，均为高龄考生。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，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“湖北老乡”，关系很好。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，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，考中进士。
　　与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莘相比，刘珠又不算大了，董又莘到70岁“古稀之年”才考中进士，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。好在董又莘长寿，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，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。
　　古代对考生年龄并无限制，所以“父子同场”的现象很常见。清代史学家王西庄（王鸣盛）当年就曾与秀才老爸一起赶考。但王西庄32岁时，以“一甲第二人”（榜眼）考中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做了大官。而王西庄的父亲还是没能通过乡试，后来到拄拐棍时仍参加考试。据《清稗类钞·考试类》“王西庄随父应岁科考”条所述，当时有一与王西庄同年入仕的督学官员劝王父，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参加考试？老秀才严肃地说：“大丈夫奋志科名。”
　　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“考生”年龄最高纪录的，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。据清代陈康祺在《郎潜纪闻二笔》　中记载，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（公元1699年）乡试时已102岁，已有重孙子了。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“百岁观场”四个大字，由曾孙为之引导入场，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，105岁时也考不中，到108岁时才有好运。令人感慨的是，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。乾隆六十年（公元1795年）会试中，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，其中80岁、90岁以上，并考完了三场的考生有92人。
　　乾隆皇帝为这些老年考生而感动，“俱加赏赐”。在乾隆当皇帝期间，曾多次赐予老年考生功名，如乾隆三十五年（公元1770年）江西乡试中，兴安县99岁考生李炜，三场坚持考完仍未考中，乾隆听说后特“赏给举人”。

　　■唐代“考生”借静坊庙院补“夏课”

　　现在高考考点很多，可以就近参加考试，在古代，科举的第一轮考试“乡试”，一个省或大片地区只有一个考场，是全省统一考试。至于后面更高级别的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，考场设在京城，考生要跋山涉水“进京赶考”。所以，好多考生（举子）在京城考完试后，“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”，闭门苦读，投入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。这种现象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尤其明显。
　　在唐代，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，又称“过夏”，因为要在京城过夏天了，就在考地复习。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习，又称“夏课”。用唐人李肇《唐国史补》的说法是，“退而肄业，谓之过夏；执业以出，谓之夏课。”
　　在唐代，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风特别盛行。夏课主要的作业是“写作文”，进行诗文的创作。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，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。古代交通不便，家庭条件好的考生有舟车乘坐，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，路途少的耗时月余，多者数月甚至半年。不少考生甚至是在地方政府或是当地富人资助下才得以成行，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，呆在京城，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，又有复习时间。

　　■唐代诗人白居易因“行卷”考中进士

　　在唐代，考生考完不离京，除了“夏课”复习的需要外，与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，这就是“行卷”。
　　所谓“行卷”就是考生拉关系，走后门。具体是这样操作的：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，送给官场权贵和学界名流，以求得这些“贵人”、“名人”的赏识，向主考官推荐自己。“行卷”往往能增加考官对考生的“印象分”，直接提高考中率。
　　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（公元800年）考中进士，就得益于“行卷”。据《唐摭言》记载，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，没一点名气，他便带着自己的诗作，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、诗人顾况。顾况听罢笑称，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，想居住下来可不容易，即所谓“长安百物贵，居大不易”一说。当读到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中的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一句时，顾况当即改口：“有句如此，居天下有甚难！”白居易因顾况的美言而受到青睐。“行卷”其实是一种作弊行为，乃科举腐败，但在唐朝很流行，一些考得不好或怀才不遇的学子，只要有可能都会找门路“行卷”。

　　■宋太祖赵匡胤设“特奏名”　15次考进士未中“赐本科出身”

　　当然，古代考生在考完试后，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，是等待放榜时间的到来，相当于现代的等待录取分数线公布。
　　古代科举考试也有特殊录取、破格录取的机制，存在“加分”、“特招”这类现象。以宋朝为例，考中者中便有“正奏名”、“特奏名”的区别，有点儿类似于现代高考中的“正取生”与“特招生”。
　　所谓“特奏名”，是宋代特殊的进士录取机制，即解试中榜而进士屡考不中的考生，在参加若干轮的考试，且到一定年龄后，由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礼部特别登记造册，上报朝廷，直接参加最后一轮考试，评出等第，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。
　　在宋代，科举考试分为解试、省试、殿试（皇帝主持）三级。所谓“解试”，即唐代的州试，明清时的乡试，为古代科举考试环节中的第一级考试。唐宋时期通过解试的考生称“贡士”，明清叫“举人”；通过最后一次殿试的考生称作“进士”，进士第一名即大家所说的“状元”。
　　能通过乡试成为贡士、举人，也是很难的。当年，陈独秀就没通过乡试。陈独秀首次参加当地官府组织的“童子试”，虽然顺利地考取到了“秀才”，但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时却名落孙山。
　　因为乡试很难考过，所以各个朝代或多或少对这部分参考决心很大、“屡考屡不中”的考生有所照顾。其中，宋代的照顾办法“特奏名”最受考生拥护。
　　据《宋史·选举志一》记载，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（太祖）于开宝三年（公元970年），“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，得一百六人，赐本科出身”。也就是说，连续参加15次进士考试，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“特奏名”的机会。实际上考生要等到这种照顾，并不容易。15次考试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，到获得特赐进士时，少说也到了当爷爷的花甲之年，因此时人称这种“特奏名”为“老榜”。
　　除了“特奏名”这种特殊照顾的情况，在古代科举考试当然不会少了花钱“买分数”、“买录取通知书”等腐败现象。如在明代，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“例监”，便是花钱搞到入学指标的学生。
　　摘自　《今晚报》《北京晚报》等